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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互动发展和谐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

2019-05-16 11:36:50

摘 要: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本身四个方面的和谐,论证了和谐文化的内在本质、主要内涵、功能体现与文化状态,并从既有文化状态与生成文化进程两个方面,论证了两种文化的辩证关系与互动发展的进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构建和谐文化所需要注意并付诸实践的几个重要问题,其中特别指出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可用资源。

关键词:和谐文化;和谐社会;辩证互动

Abstract:Discusses the inherent essence, connotation, function and existing state of harmonious culture in view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people and society and among individuals and human beings themselves Elaborates the dialectic relation between the existing culture and the generating process of culture especially the dialectically interactive relation between them Then, an argument is given to some important issues which are necessary to focus on for putting them into practice to build the harmonious culture A matter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is that we must absorb favorable resource from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harmonious culture; harmonious society; dialectic interaction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广大社会工程的实行进程,是一个社会动态进程。在这个工程实施和动态过程中,有一种普泛的文化弥漫其中,是它的原动力、驱动力、导引与指针。同时,在这一过程—进程中,又会在社会的运行和公众的行动中产生—分泌—结晶—“酶化”出一种文化。对后一种文化,我们不妨称为“行进中的文化”、“使用中的文化”,是“文化的现在—正在进行时”;对于前一种文化,我们则无妨称为“结果性文化”、“收获着的文化”,是“文化的过去进行时和过去存在时”。这样的两种文化,不是彼此分开的,而是相互渗透的,是共同处于一种“互动—互助—互渗—互生”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当中,也是同在一个互动共进的社会运动与文化发展的进程之中。

和谐社会是一种4相结构,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和每个人本身的和谐。现在,我们就从这四个方面来分别叙述与论证它们同和谐文化的关系。

我们要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必须在我们指导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上,树立一种追求并保持和谐的文化思想。这类思想的根本之点就在于力求保持并保证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比如,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一切开发利用自然的行动,都以不破坏自然为准则,等等。只有在这种文化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才能在开发利用自然、发展经济中,以“自然”为重,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不以人为自然的主人,而只是其中1分子。人既不是自然的孤儿,也不是自然的主宰。在这类和谐文化指导下的人的“见之于自然”的作为,在如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的人化”进程中,我们才不至于伤害自然、破坏环境、戕害生物,从而建立起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互助互用、两利共赢的和谐环球。

但是,应该说,至少自从工业化以来,尤其在全球性追求现代化目标的进程中,我们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发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向自然开战与索取,以地球的主宰之态,对自然苛捐杂税,利用科技“征用—征服”自然,向生物界大开杀戒。至今使自然破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生态失衡。以致地球与生物界濒临毁灭的危险。面临此局面,一方面是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不绝如缕,环境问题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危机,大气污染成为人类疾病的根源,具有抗药性和产生变异性的生物,实施对人类的自发报复(比如SARS、禽流感),使人类措手不及、应对为艰。如此等等。另外还有许多现在不为人知、人无感发和潜伏的危害存在。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对自己“自然家园”的破坏,人类本身也产生种种困难甚至苦难,在自然的报复面前大吃苦头,如生理变异、疾病横行、身体衰退、心理变态,因此生活福利意义减退,幸福感缩水,到处遭受自然的报复性危害。过去高尔基说,人类抵抗自然的能力低下时期,自然好像是人类的后娘。现在,应该说,由于人类在向自然索取的进程中,使自然遭灾,自然又以严重的报复,成为人类的严师。

至少从上世纪中叶以来,特别在本世纪,人类在这个铁面无私的严师眼前,已经知道了利害,晓得了道理,进行了反思,总结了经验,提出了方案。从整体说,这就是:绝对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自然是我们的养育父母,又是我们的朋友,同时还是我们的资源依托和自然家园。这就是和谐文化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的至高律令。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其中蕴涵的意义之一,就是维护、保持、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其中的“全面”、“调和”就包含“人类本身—经济—社会”和“自然”这两个巨大系统的“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和应当,把科学发展观中蕴涵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则与理念,作为和谐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当然,它也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理念之一。

从上述可以看到,我们对于和谐文化建设中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方面,可以从两个范畴来获取方向指引和基本理念,这就是科学发展观。

在人与社会的和谐中,包含几个主要方面。①社会管理者与社会公众的和谐。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官”与“民”的和谐。这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和谐中值得严重注意的一个方面。贪污腐败是造成这方面的不和谐的最重要原因。②人与技术的和谐。现代社会是一个技术社会。科学技术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科技囊括了社会生产—生活—工作—休闲的一切方面,科技是人们生活不可须臾离的社会依托和“法宝”。技术在人们的生活中具有“专政”的功力。它干预人们生活的几近一切方面。如何保持人与技术之间的和谐,是现代工业社会、商业化社会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③人与社会的和谐,还触及个人与法律、制度、公德和公共秩序之间的和谐问题。这个领域,一方面是人们自己制订了种种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制度与法规,它对人们具有强迫和规约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个体的人,又需求自己的自由、独立和“随心所欲”。这里就产生“遵照”与“反遵守”的不和谐、反和谐与破坏和谐。和谐文化中,解决社会矛盾的方面,就是要使这部份的社会不和谐,经过整合、调和和“秉公处理”,来实现和谐的目的。

对这几个方面的矛盾、问题与和谐,解决之道,就是要创造、产生一种“除矛盾、致和谐”的文化。这类和谐文化,要能够解决上述种种问题。比如,社会的责任感、执政为民敬业奉公而清廉的官风;对科技的重视而不依赖,“使科技具有人性”和“人性地使用科技”的科技政策与全面的科学观;奉公守法,具有规则意识和法律观念以及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公民意识;普遍的社会问责制的形成与全社会的信守不逾。如此等等,形成一种综合的文化。它是诸多文化观念、思惟习惯与行为准则的整合,构成了一种文化状态和文化心态。这就是和谐文化的构建,也是通过这类文化构建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与和谐状态,是和谐文化发挥作用的结果,但也是产生和发展和谐文化的基础与动力。人与人的和谐,应该包括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和谐关系,社会各个职业、各种社会角色、各地人们、各个民族成员等等之间的和谐关系,每个家庭的成员之间的和谐等。这里,首要的和重要的是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和谐。一个国家的社会层化进程越是快,越是复杂化,这种阶级—阶层间的和谐,就既越重要,又越困难。我国自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分层化的速度很快、程度很大、阶层之间的差别亦大,可以说,其进程为中国亘古所未有。这是中国社会变革、进步的重要表现。由于社会层化程度大,分层增加。而各个阶层之间的差距、隔阂、摩擦、矛盾,即总体上的不和谐成份也增加了。而且,由于个体的独立性的发展,私人性的增长,社会每个成员、家庭的每个成员以致父母、夫妻、兄弟、亲戚、朋友等等,各种社会关系网中的每一个分子之间,其从差距、矛盾到不和谐的状态,也较过去大为增长。这种状态,一方面表现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成长,是社会具有生气和生机的表现;这类表现也是中国史无前例的,是中国进步的表现。而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社会内部的不和谐。

这种情况需要的就是调适文化,即一种能够调理、调解、整合各种矛盾以到达有条件的一致、统一、和谐的这类文化。这类文化对于不同阶层的人们,有不同的要求,它体现在政策和制度层面上,也体现在社会公德方面,和体现在精神诉求和心理素质上。比如对官员、一切公务员,都要求他们具有平民心态,执政为民,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具有社会公仆的德行,谢绝贪污腐败。这是一种文化心态,也是一种文化素养。对于富人,则要求懂得“财富来自于社会”,“财富意味着责任”,私有财富的适度的“回归社会”、“回报社会”(通过纳税、捐赠、慈善事业等渠道),使社会富裕、福利增长、安定进步,则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的购买力增加、消费水平提高,反过来,“回馈”、“反哺”个人、企业、商家等。这是一种正确处理“义利之辨”的文化心态,一种晓得社会规律、不“为富不仁”的文化心理,也是一种文化状态。它们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对一般公民、一般社会成员,则要求不忌官妒富,对社会具有亲和感与责任感,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而且奉公守法,遵守社会法规、制度、公德,善与人处。这也是一种文化心态与文化状态。它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所有这些对不同阶层、不同社会角色的不同文化诉求,在总体上聚集为一种社会的、民族的文化状态,构成一种和谐文化,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而同时,在这类和谐社会的建立过程中,又会在集体的、社会的实践中,创造、发展着和谐文化。二者互动互促,辩证发展,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建设和谐文化”二者,毕其功于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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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个体即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身内心和谐,也就是每个人的本身和谐,是全社会和谐的基础。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处于本身和谐的文化—心理状态,就能取得全社会的和谐。但每个人内心的和谐,固然取决于他自身的境遇、生活状况和心理素质。但作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他的这一切,是受到社会境遇、社会地位、生活状态的决定性影响的。因此,每个人的内心和谐,既

要求诸个人,又要求诸社会。

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竞争剧烈、人际关系紧张;而另一方面,又存在不是减轻而是“火上加油”式的内部情感、心理迫压,如亲情疏离,家庭生活中或者因公众交往剥夺、或者为彼此交流少而产生“现代家庭温馨淡薄、幸福感缩水”的症候,乃至有家庭破损与家庭危机存在。还有缺乏安全感、亲近感、意义感的心理因素作怪。如此等等,不免造成现代人的“城市—现代”心理症候。据统计,全球有一亿人口遭受心理疾患的折磨。这种个体内心的不平衡、不和谐,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这里就需要一种文化的消解与文化的补充。这就是社会生活与活动的合理安排,工作压力的相对减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的良好,“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的调和与整合,等等。这里触及体制、制度、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家庭生活等等方面的文化内涵。

我们现在缺少的正是这类个体、群体、公众之间的矛盾调和与关系调适的文化。由于对长时期以来的遏制个人、集体高于一切的反弹,人们心理上,特别青年人的心理上,重个人、轻群体,个人第一思想,容易造成个人的内心失调和与群体的纠葛、矛盾,造成不和谐。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需要提倡、发展、建设这种正确处理个体—群体关系的文化,以化解矛盾,消除不和谐。

为了构建上述四个方面的和谐文化,我们有几个方面的重要工作需要做。

(1) 坚决、切实地贯彻、履行、实施科学发展观,是首要的、根本性战略性的任务。只有依照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全面调和可持续地发展,才能保证人与自然的关系调和,同时保证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并致使个人的心身舒适畅快,从而保持个体内心的和谐。目前,尤其值得十分注意的是切实调剂人与自然的关系,依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强环保意识,决不以牺牲环境来求得经济发展。我们的母亲河黄河、长江,都遭到严重破坏,鄱阳湖、洞庭湖、太湖,也都遭污染。最近出现的太湖污染事件和对太湖治理的紧急措施,是很现实的严重警告。除污染,还有过多提取地下水,破坏生态平衡,造成物种灭绝、破坏山川河流森林草地等戕害自然的行为,虽然或能取得一时1地的经济效益,但是,影响相邻地区、破坏大范围的自然,后续破坏与污染严重,其代价远远超出所得效益,得不偿失,莫此为甚。

(2) 缩小收入差距,是建设和谐文化,保持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的重大保证。社会收入不平衡,破除平均主义,实行按劳分配,承认阶层和个人间收入的合理差距,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道的、必须的存在。但是,这类差距一定要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以内。我们现在的贫富差距、收入差距过大,容易引起社会矛盾,造成不稳定、不和谐因素。我们现在已经注意及此,并且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制定了政策。不过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差距的存在,其幅度之大,依然在引发阶层间的不和谐。在建设和谐文化的进程中,一方面,缩小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建立各阶层应具的“公道阶层意识”、“阶层自觉意识”的文化心态,也是十分需要的。

(3) 反对贪污腐败,是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方面、必备条件。贪污腐败所造成的社会不和谐,是不言而喻的。人们的愤恨,是不和谐的重要社会表现。贪污腐败所造成的不和谐是多方面的。表层的是,公道收入、劳动所得与巧取豪夺之间,巨大的差距所造成的人们的不满和怨愤所造成的不和谐。但更深层的是,这种社会现象所引发的不良影响,对于社会公德的破坏,对制度、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破坏,以及对于人心的败坏。它所引起的连锁反应,造成的社会不和谐是多方面的,深入的,是对社会肌体、对民族素质的破坏。

(4) 关心弱势群体、扶助困难群体、关注高危群体,是和谐文化建设上的重要一环。这几个特殊群体,是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是他们与全社会之间的不和谐;另一方面是他们自己内部的不和谐。老弱病残,是每个社会都会有的。而在社会急剧转型、经济快速发展、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这种社会弱势群体的产生和增长,特别显得突出。我国已经提前进入老龄社会,而独生子女所造成的幼小群体,特别是危害青少年的犯罪活动增长,等等,都引起弱势群体的增加,成为社会必须关注的一群。弱势群体中的经济困难户、下岗职工的贫困户和其他社会原因造成的困难家庭,组成了一个人数不少的困难群体。他们需要必须的经济帮助和其他生活关怀。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固然需要必要的经济支援、经济投入;另一方面,同时需要文化的关怀、文化的亲近。即需要一种爱的文化心态,一种从内心里关爱这些群体的文化。

所谓高危群体,是指潜伏的犯罪人群。根据有关方面的调查,大案、要案的犯罪人,在地域上,多集中居住在城乡结合部,其文化程度一般在文盲到小学初中之间。这构成了一个高危人群及其相对集中地。对他们的关注,就是要防患于未然,要化解矛盾于事发前,要调解、调和、教育以至威慑。这里也需要一种文化心态,即对社会矛盾的了解、掌握和正确认识,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态度和政策精神,对高危人群也能够进行耐心教育,引导他们进步、导使其转化的那种文化精神。

(5) 普遍的社会问责制的发展建设,是普泛的和谐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与措施。所谓问责制就是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每一个社会组织的所应负的具体责任的“是问”与“追问”、“责问”。首先是普遍的责任范围的确定与责任律令的制定;其次是责任制度的制定;最后是追究责任的制度之制定。有了这些,就可以在日常工作、生活、活动、交往中,实行这类问责制。“各行其是,各问其责”,大家都对社会负责、对组织负责、对团体负责、对他人负责、对自己负责,层层负责、层层问责,从而造成一种人民生活于良好秩序、安全机制、稳定状态的社会空间,彼此和谐、社会和谐。

(6) 普遍的和谐文化宣传教育与和谐文化提倡。我们曾长时期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生活指导和社会文化倡导中,斗争哲学曾是中国人引为骄傲的人生态度和社会行为准则。“和为贵”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已被打入文化冷宫。因此,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和谐世界的号召和奋斗使命提出来时,我们还需要开展一种消除积存影响的宣传教育工作,需要一种文化倡导,即和谐文化精神、文化态度、文化心灵的培养。这决非一朝一夕之事,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可以见效的。这既需要实践的培养和锻炼,又需要理论上、理性上的宣传教育。从幼儿园到小学,从中学到大学,从学校到机关,从工厂到企业,从城市到乡村,从中心地区到边缘地区,都需要这类宣传教育和心灵养成。

(7) 在这种建设和谐文化的过程中,吸取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用资源,是十分重要的工作。这不仅是饮水思源的需要,而且因为中华文化中,具有较之其他民族更丰厚、更优秀、更具有民族特色与民族特长的文化资源。钱穆指出,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开物成务”,是外倾性文化;中国文化是“人文化成”,是内倾性文化。外倾文化“偏重在物资功利”;而“中国文化之内倾,主要在从思想上创造人,要使人生符合于理想,有意义,有价值,有道”[1]。一个是以人定胜天、克服自然、征服自然,获得人间财富和福利生活为荣。一个则信奉天人合一,天、地、人和谐相处,相得益彰。在同自然的根本关系上,在对自然的哲学态度上,中华文化在基本精神和文化方向上,更加符合和谐文化精神,更加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大同世界”、“和而不同”、“和为贵”,作为和合文化的中华文化,具有深厚的和谐精神、和谐理性与和谐理想。仁者襟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重义轻利等处理人际关系的和谐文化观念,这都是中华文化中可取可用的和谐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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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四个方面的和谐文化中,根据目前的状态来讲,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与社会的和谐”两个方面的文化。我们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为了工业发展,为了经济效益,为了GDP的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们忽视了环境的保护,忽视了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成本,使环境遭到严重污染,使自然遭到严重破坏。太湖的严重污染,无锡饮用水危机;山西开采煤矿所付出的几千亿的环境伤害,鄱阳湖和洞庭湖的水患,全国三十多个城市的每年递增的下沉指数,以至黄河、长江的污染与枯水、断流和水灾,带来的直接的和伴生的、连锁的经济损失和虚拟治理费用,均需以亿为单位来计算和投资。这既表现为一种经济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状态。如果从“源头”上来讲,还是我们文化思想上,缺乏对自然的“敬畏”和按照自然规律办事的文化态度与文化胸怀。建立新的发展理念,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养育自然,重视环境保护,在经济发展中把环境成本计入,如果使环境遭伤害、被污染,宁可不发展或暂缓发展,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和谐文化的重中之重。

在人与社会的和谐中,反对贪污腐败,建设廉洁奉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文化,提倡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替人民谋利益,而自己则节俭、朴素、亲民、勤政这种“为官的文化心态”,是建立和谐文化的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上述两个文化状态的改善,是建立和谐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的方面。在人们主观上这两种文化心态的优化,能够增进和谐社会的构建;而和谐社会构建上的进展,又会扭转和增进人们文化心态的良性变化。二者辩证互动。   参考文献:

钱穆 中国文化丛谈[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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