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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人论世古典范式的现代转型

2019-05-16 17:47:59

“知人论世”的理论命题,最早是由孟子在一次谈话中随便提出的,见于《孟子·万章下》:“孟子谓万章曰:‘1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之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认为,后人要与古人为友(“尚(上)论古之人”),主要途径便是诵读古人留下的诗书。通过浏览与理解古人撰著的诗书等文献,就可以与古人进行“活的交流”,从而从古人身上获得道德精神气力,这就是所谓“知其人”。与此类同,孟子所谓“论其世”,也是指将诗书等古代文献看做是某种社会政治状态的具有一定道德意义的表征。凡此都体现了孟子以道德说诗的基本立场。

在孟子那里,由“知人论世”而“尚友”是目的,而“颂其诗,读其书”则是手段。而当后人将目的转移到“颂其诗,读其书”本身时,“知人论世”便成为最重要的手段了。无论“知人论世”是作为目的还是作为手段,它所强调的都是作品与作者及社会的联系和一致性,并要求读者在这种联系与一致性中阅读和理解作品。在这一意义上,孟子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文学阐释、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并从而构成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①

显而易见,孟子是将“诗”、“书”等古人撰著的文献视为“知人论世”的根据,亦即历史认识的一种“文本”,重视的无疑是作品的历史价值和实用价值。因此,就其本质而言,“知人论世”的范式无疑接续着并体现着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史学研究传统,行将诗书等古代文献视为历史锁链的一环或历史本相的表征加以理解和阐释。在后世对“知人论世”这1文学阐释、文学研究范式的实际应用中,也大大发掘并加强了文学作品的这类历史价值和实用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孟子所说的“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实际上只是一种随感式的评论,缺乏周密的内在逻辑性,因此,“知人论世”研究范式本身的理论内涵便隐含着三重意义指向:其一,读者经由“颂其诗,读其书”,然后才“知其人”;或读者经过“颂其诗,读其书”而达到“论其世”;或读者经由“颂其诗,读其书”,从而“知其人”,并进而“论其世”。其二,与之相反,读者由于先“知其人”,然后才“颂其诗,读其书”;或读者为“论其世”而“颂其诗,读其书”;或读者为“论其世”、“知其人”,而去“颂其诗,读其书”。其3,以上两种兼而有之。

细细品味孟子的行文语气,不管就何种关系而言,明显上述3种情况皆可成立。因此“知人论世”的研究范式便同时隐含着三重意义指向。对这三重意义指向的不同选择,便构成3种不同的文学阐释和文学研究进程,从而决定了“知人论世”的研究范式在后世的不同展开形态。就读者、作品、作者与社会的种种关系而言,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家也许认为其间存在着多种复杂的联系,并不想用一种相对简单的图式把这种复杂联系加以化简②。

现代文艺阐释学认为,读者在选择“其诗”、“其书”之初,无疑便已对“其人”及“其世”有了某些先在的理解(即所谓“前理解”),以此作为解读诗书的心理定势;而在“颂其诗,读其书”的过程中,这种对“其人”及“其世”的先在理解得到发挥、补充、修正或改变,从而构成新的理解;这就构成一个完整的阐释进程③。因此,从抽象的理论角度来看,上述第三重意义指向是最契合于文学阐释与文学研究实践的,因而是最理想的。这是一种双向逆反的循环阐释过程:由对作者的理解进入对作品的理解,再由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作者的理解;由对社会的理解进入对作品的理解,再由对作品的理解悟出对社会的理解。

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实际操作中,人们更加娴熟地采用的却是“知人论世”研究范式的前两重意义指向。

正因为如此,“知人论世”的文学研究范式便先天性地秉赋了两种锢疾:首先,它往往导致一种先入为主的文学阐释活动,读者不惜淡化其应有的审美感受,并疏忽作品文本独具的审美特性,而直接地将对作者或对社会的先验理解用于对作品的解读,以求得到一种貌似符合逻辑的有序的推理,和一种“终极审判”式的独断定论。这颇类似于西方“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派所指责的“意图谬见”(Intentional Fallacy)④。本应“灭亡”的作者及其社会反而占据了文学阐释的主角,而本应成为主角的作品文本反而成为映衬作者及其社会的配角。研究者完全以作家或社会为材料阐释作品,反过来又以作品为材料印证作家或社会,这实际上是一种循环论证的实证论,其可靠性和可信度是很值得怀疑的。

其次,“知人论世”的文学研究范式也常常导致一种忽略或漠视审美中介的文学阐释活动,引导读者机械地将文学作品视同于一般的史料,并将其与作者、与社会直接挂钩,寻求二者之间简单的、直观的对应关系、因果关系或象征关系。这就导向了作者或社会与文学作品的单线的、直接的因果论,成为后世所谓“庸俗社会学”的思想根源之一。

时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大变革、大转折、大演变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各种学术文化都经历了极其痛苦、极其艰巨的转型进程。转型(Pattern Change),意味着传统的创造性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即传统的解构与重构,它必将伴随着断裂、消解、淘汰、变异、更新或再造等等文化过程。“知人论世”研究范式也不例外。经过几代文学研究家的不懈努力,“知人论世”的古典范式在现代并没有发生严重断裂,而是经过创造性的转化,突破了传统的观念、标准、规范和通则,出现了范式性的变革和重构。

要而言之,转型期的“知人论世”研究范式主要有三种不尽相同的展开形态:1是作家主体批评方法;2是历史考证方法;三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这三种展开形态,一种比一种影响更为巨大。

此节先论第一种展开形态——作家主体批评方法,这可以王国维(1877—1927)和李长之(1910—1978)为代表。

王国维虽然深受清朝乾嘉考据学的熏陶,但他的文学研究却有意识地突破了“考证之眼”,以体现一种独特的现代精神。仅就“知人论世”研究范式的应用而言,他的《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就堪称典范。该文首先从南北地域的区别说明文学风貌的成因,认为春秋战国以前的学派和文学分为南、北两派,而屈原是南北学派的复合。这显然受到19世纪下半叶英国学者亨利·托马斯·布尔克和约翰·威廉·德伯雷等人所创立的历史学中的地理学派的影响,他们试图从地理环境观点来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缘由和条件,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的心理特质,而人的心理又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

但是,王国维并没有止步于此,他接着应用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方法,对屈原创作与其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的关系作了全面的考察,特别留意特定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哲学、伦理等对于诗人创作的影响。更具有现代意义的是,王国维的分析重点并不是影响文学作品的诸种外在因素,而是历史文化环境——诗人人格、心态与审美精神——作品审美特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将对历史文化环境的分析,经由作者的审美精神,最后落实到作品的审美特质上。王国维的研究思路体现出对作家主体研究的特殊关注。

在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中,李长之的作家传记研究颇接近于王国维的研究方法,亦即格外重视阐释者主体与作家主体的心灵交换和精神对话,格外重视阐释者主体与读者主体的精神沟通。在《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1940)中,李长之独出心裁地探寻李白浪漫奔放的形象之下那种“超人的痛苦”,和这类痛苦与其诗体现生命与生活欲求的“英气”的风格之间的关系。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1948)中,他把楚文化的浪漫精神、司马迁的独特人格和《史记》不柔弱、不枯燥、不单调的“逸品”风格相互照映阐发,试图打通世界——作者——作品——读者,构成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阐释场”。李长之其实不否认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等因素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但他认为这类影响是经过作家的“精神”、“人格”的中介,再折射到作品中的,因此任何一部作品无不打上作家主体精神的鲜明而深刻的烙印。正由于如此,批评家必须感同身受地进入作家的文学世界中,把创作看做是作家文学生命的流露,从作品风格中透视作家人格,从而深入把握作家的“独特生命”,把生动的“人格形相”描绘出来。在这方面,他明显受到德国学者汉保尔特(Wiheln Von Humboldt)《论席勒及其精神进展之过程》1文的影响。⑤

王国维和李长之的作家主体批评方法,在历史考证学家看来显然不够客观,缺少严谨的科学性;在社会—历史批评家看来未免过于琐细,缺少思想的深刻性。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的现代性却是无可置疑的,这不仅由于它引入了西方的现代思想,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对作家主体精神和作品存在方式之间关系的审视,对读者以其生命体验“参与”作品解读的提倡,实际上切中了文学阐释的要义,因此直到现在仍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本世纪80年代以来,探究作家的审美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心态、理想人格的论文层见叠出,不正是这一传统的承续吗?

3

关于文学研究的历史考证方法,吕天石在《研究小说的正法》中曾概括道:“(考证法)又叫历史法。考证法就是依历史研究一国一时小说之源来及其趋势;解释小说作品:考证某小说作于什么时候,著者的生平,著者与时期的关系,著者与作品与著者时代之关系等等。”⑥这类历史考证遭到西方现代历史学思想和清代朴学思想的两重影响,在20世纪盛极一时。与作家主体批评方法不同,历史考证方法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偏向于作品与作家、作品与社会的直接关联,更注重文学作品作为历史史料的价值。

胡适(1891—1962)在著名的《红楼梦考证》(1921)一书中,尖锐地批判了旧红学“索隐派”的臆说,指出:“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证《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搜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傅会《红楼梦》里的情节。”这种要求回到作者,回到作品文本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有见于此,胡适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世、生平、生活遭遇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并以这一考证与《红楼梦》中的描述相对照,得出结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⑦。胡适关于《红楼梦》“自叙传”说的问世,成为现代古典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一种范例,其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从此以后,对作家生平经历作详尽的考证

,以此为材料去印证、阐释其文学作品,便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时髦做法,风行于世。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胡适还注意到文学作品的演变与社会环境、时期心理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把这种方法称为“历史的眼光”⑧。

正如蔡元培在《鲁迅先生全集序》中所说的:“鲁迅先生本受清朝学者的濡染”,有着深厚的朴学根基。或许正因为如此,鲁迅对“知人论世”的传统研究方式便情有独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1926)1文开门见山地说:“因为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⑨文中,鲁迅联系魏晋时期的政治、社会风尚、文化思想、宗教等方面,详尽论述这一时期的文学演变,特别重视文学和时期、政治的关系。在《中国小说史略》(1924)等小说史研究论著中,鲁迅也总是联系政治、宗教、社会风气等分析小说发展的社会条件。与一般的社会—历史批评家不同,鲁迅未尝简单机械地套用千篇一律的社会缘由来解释不同时期的小说现象,而是根据文学的具体性,侧重联系某一种或某几种社会缘由来说明某一时代的小说现象。例如,六朝志怪小说与当时的宗教神仙思想的关系,六朝志人小说与士人清谈风尚的关系,唐代传奇小说与“行卷”的关系,明清人情小说与淫靡之风的关系,清末谴责小说与政治黑暗的关系,等等。

说到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考证方法,不能不提到陈寅恪。陈寅恪的学问渊源,不属本文讨论的范围,但有一点应该是确信无疑的,即批判地吸收西方现代历史学和清朝朴学思想,无疑构成他知识结构的主干。在古典文学研究中,陈寅恪“诗文证史”的研究方法可谓独树一帜。所谓“诗文证史”包括两方面:一是将诗文作品当作史料,或补正史20论“知人论世”古典范式的现代转型乘,或别备异说,或互相证发;二是以史释诗,通解诗意。具体方法是通过诗文文本的内证和历史资料的外证,考辨每一部作品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而据此探讨作者的生平经历、思想感情及其生活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陈寅恪运用诗文证史,始于30年代,在《元白诗笺证稿》(1950)中已纯熟自如,在晚年所撰的《论再生缘》(1954)和《柳如是外传》中则更加出神入化⑩。

在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历史考证方法虽然屡遭贬抑,但却始终具有着迷人的魅力,并结出了不胜枚数的硕果,在某些研究领域甚至形成了特殊的考证之学,如《水浒传》等小说的版本学、“曹学”等等。对古典文学作家、作品的考证,迄今仍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要而言之,历史考证方法的真正价值,恐怕更多地不在其学理方面,而在其实践方面,即它倡导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风气。这类治学风气一方面承续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受到西方学术方法,尤其是逻辑学方法的沐浴,因此形成一种现代意义的科学研究范式。正是这种“科学性”的包装,使得历史考证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一直具有极大的魅力。

相比较而言,主要受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影响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对“知人论世”的古典范式的冲击更为激烈,因而在更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古典范式的现代转型。这种社会—历史批评,带有以理性评判为特点的批评姿态,居高临下地引导读者信从某种特定的思想观点,因此成为本世纪50年代以后国内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一翼。

在本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定型的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具有以下3大特点:

第一,极力发掘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对文学的决定关系。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一定社会的文学发展归根结底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一方面,离开了经济基础,就无法正确解释各个时代的文学现象。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不管其内容多么复杂,都是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构成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生活的反应。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产生变更。”11从文学的发展看,每个时期文学的发展、演化,归根到底也是受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的。再进一步看,“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12,因此,以特定时期的政治状态解释这1时代的文学作品,或从某一时代的文学作品中诠释出这一时代的政治状态,便成为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一种习惯思路。

第二,片面地理解和教条地恪守“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批评原则,以之衡量古典文学作品,并对之进行价值判断,重视文学研究适应现实的政治需要。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要求坚持列宁关于“两种民族文化”的观点13,以阶级性、人民性为基本原则,对古典文学作品进行历史估价,区分古典文学作品中进步的、优秀的部分和反动的、腐朽的部份,批判地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因此,在对古典文学作品“论其世”时,人们就以“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没有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作为主要标准14,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极力区分“哪些作品反映了历史真实,表现了某一时代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在当时条件下对人民有益,对社会发展起过促进作用;哪些作品歪曲了历史面貌,宣扬了反动落后的思想,保护了腐朽衰败的社会权势,对人民不利,并阻碍了社会的发展”。15

第三,注重对作家的阶级属性及其世界观的分析,并以此为准则评定其作品的思想价值。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认为,作家的世界观不但决定着他对于现实生活的观点和态度,而且对他的艺术观点和艺术创作活动具有决定的作用,乃至自始至终地指导和制约着作家的全部创作进程。因此,只要凭仗对作家的传记材料与政治思想的分析和概括,就足以对作家的作品下“终极审判”式的断语。但是,恩格斯在他分析巴尔扎克时,就指出了作家的世界观与其作品的意义之间可能出现不一致,产生矛盾,并称此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16。而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认为,这仅仅是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不一致,是进步的创作方法突破了落后的世界观。社会——历史批评家始终站在作家的角度(尤其是作家思想的角度)来解读作品,而忽视了作品本身的自主性、独立性,因此将传统的“知其人”的文学阐释方法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中国20世纪的社会—历史批评家中,茅盾(1896—1981)可谓典范。茅盾一贯重视文学的写实性和社会性,重视文学与人种、环境、时代和作家人格的关系17。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以后,茅盾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创建了作家论批评文体,其基本思想是:以阶级分析为核心,以作品偏向为重点,寻觅时期要求、作家立场、作品倾向这三者之间的联系。研究者一般先分析研究对象——作家的传记材料,包括其家庭出身、阶级成份、知识修养、生活环境等等,特别注意审察在特定历史时期由作家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政治态度或时期变革所引起的作家世界观变化;以此为前提,进而考察作品的思想偏向和社会价值,说明作家的立场如何制约作品偏向;最后将作家创作所反映的趋向或问题提到社会现象的高度去分析,判定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可能起到的社会作用。这是大致的研究思路,具体的操作程序和侧重点可能不尽相同,但作品题材的评析、主题的归纳,却总是批评的主要方面,而作品的艺术情势却仅仅作为内容的附庸进入批评家的视野。18

由于文学研究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一直比较崇尚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很强的批评风气,也由于以茅盾为典范的这种作家论批评方式比较稳定而更便于操作,茅盾的影响在40年代以后便长久持续,盛行不衰。直到现在,在许多历代文学评论和文学史教科书中,我们还能看到这类作家论批评文体的运用。而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则借助于这类批评文体的流行,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中独领风骚数十年。

“知人论世”研究范式在20世纪的上述三种展开形态,在操作层面上看,仿佛判然而别,但在学理层面即方法论上却有着深切的因缘。

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时期,“知人论世”研究范式在学理层面的变革和重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由随意性变为系统性。

中国传统文学研究所依赖的不是固定的理论和标准,而是研究者在大致相同的文学解释背景下彼此接近的思惟习惯和审美趣味,以及由这些因素所影响形成的相似的欣赏力和判断力,这些都是沟通研究者的感受体验与作者或读者的感受体验的桥梁。因此,在表述方式上,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研究常常重视领悟和感受,带有较多的直观性、经验性、随意性、零散性。而20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却明显地出现了从体验式、印象式、点悟式向理论化、明晰化、系统化的转变,用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改造了中国传统的“诗文评”式的文学批评情势19。这1转变的长处,在于其浓厚的理论色采和明晰的思辩特征,而其短处却在于容易滋生先验的理论模式和僵化的思维方法。

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明确地以哲学与美学作为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构成了相当完备的理论体系。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采用叔本华的哲学思想,阐述了“欲与生活与痛苦,三者一而已矣”的人生哲学,和“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的美学观点,奠定了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二章即以此理论,来说明《红楼梦》一书的精神乃在写贾宝玉由欲所产生之苦痛及其解脱之途径;第三、四章,进而评论了《红楼梦》“彻头彻尾之悲剧”的美学价值,和“以解脱为理想”的伦理学价值;第五章“余论”,辨明旧红学的诬妄,指出红学研究的正确途径,倡导一种科学的考证精神。王国维把理论眼光、理论体系和辨妄求真的考证精神引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表现出智性的、思辩的、逻辑的思维特点,从而在根本上与传统的研究方法划清了界限,揭开了现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序幕。

但是,王国维把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僵硬地套用到《红楼梦》上去,虽是成心地“误读”,却不免先入为主,牵强附会,暴露出以既定的理论推绎代替作品实际描述的分析的弊端。这类“误读”也许是成心与传统批评的妙悟式或考证式的路数拉开距离,尝试一种源于西方学术的“现代性”的批评视野和方法,从而摆脱传统文学研究的局限20。但这类所谓“现代性”却对后人的研究发生了也许为王国维始料所不及的导向作用:或牵强附会,或生硬照搬地运用某种理论去阐释古典文学作品,引导人们按既定的批评“尺码”去衡定作家及其作品的价值。这1潜在因素,在“知人论世”研究范式的上述3种现代展开形态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其二,由主观性变成实证性。

传统的古典文学研究提倡“批文以入情”,“觇文辄见其心”21,强调研究者对作品进行生命体验,与作家进行心灵交换,因此文学研究便带有鲜明的主观色采。而现代的古典文学研究因重视“科学的主义和方法”22,却极力倡导实证性。那么,什么是科学的方法呢?胡适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里指出:“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当心的求证。”23胡适认为,历史科学是“根据一些事实来推断造成这些事实的原因”,因此,进行历史研究的人们,“全靠用最勤劳的工夫去搜求材料,用最精细的工夫去研究材料,用最严谨的方法去批评审查材料”。24虽然数10年来人们对胡适的“大胆假定,小心求证”褒贬不一,但无论是褒是贬,在研究实践中都多多少少地受到了这类“科学方法”的影响,这应该是无庸讳言的。

正是由于对科学方法的自觉追求,20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对中国古代的考证之学作了创造性的转化,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现代考证方法原则。首先,古代的考证之学常常缺少科学性,由于考证学者几乎不

对自己的考证进行驳问和质疑;而现代考证方法则要求考证学者必须不断地对自己的证据和证明方法提出质疑的批评。其次,古代的考证之学常常只重视书面的材料,而忽视实物的材料;而现代考证方法则要求考证学者尽量详尽地占有和充分地利用各种有用的材料。再次,古代的考证之学往往广征博引,证而不断,缺少归纳;而现代考证方法则要求既信而有征,又证而能断。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胡适和鲁迅对古典小说的考证,陈寅恪和闻一多对古代诗文的考证,常常自觉地将“知人论世”的古训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实证基础上,是现代考证方法的典范性成果。

在其现代意义上,“知人论世”研究范式无疑是一种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所谓“知人论世”,就是要在文学文本中读出人生的欢乐与痛苦,读出社会的状貌与历史的变迁;或者相反,借助人生的欢乐与痛苦,参照社会的状貌与历史的变迁,去解读文学文本。在长时间的文学研究实践中,这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一直给人们以深入的人生启示和丰富的历史教育,因此它保持着永不衰竭的生命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种文艺新思潮涌入中国文坛,尤其是“语言论美学”渐有取代“认识论美学”和“存在论美学”而成为文坛霸主的趋向25,因此,“知人论世”研究范式便受到空前未有的严重挑战。综观“知人论世”的当代命运,主要出现出以下4方面的走向:

就其地位而言,“知人论世”研究范式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移位。“知人论世”已经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以前那样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焦点和热门了。作品文本本身,包括文体、语言、结构、范式等等的研究,逐步取代作家生平思想和时代社会背景的研究,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前沿。

就其内质而言,“知人论世”研究范式发生了从纯洁到驳杂的变异,研究思路从一元性变成多元性,操作方法从单向性变成双向性。研究者常常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知人论世”的研究领域,出现出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人格学等各种方法百花齐放的局面。在操作方法上,以往那种以概念套取作品,用简单的逻辑推理归纳与演绎作品内涵,从既定观念动身去下结论的批评现象大大减少,构成了讲求理论化、科学化,又注重感性化、审美化的批评方法。

就其功能而言,“知人论世”研究范式出现了从屡试不爽到捉襟见肘的变化。由于人们摆脱了种种先验性的思想观念,“知人论世”的各种展开形态,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都已经无法满足研究者对阐释文学现象,尤其是解读文学作品的需要。人们将“知人论世”研究范式视为文学的“外部”研究,而更多地倾向于文学的“内部”研究,以求破解文学本身之谜。

就其价值而言,“知人论世”研究范式引发了从坚信到怀疑的信念。研究者纷纭对原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观念进行积极的反思,对决定论、实证论的观点,尤其是对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提出强烈的质疑和深入的批评,从而有力地揭露出,在古典文学研究实践中,“知人论世”研究范式并不是普遍适用、亦非普遍真理的现实窘境。

总之,“知人论世”研究范式在20世纪步入了解构——重构——再解构——再重构的艰苦历程,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知人论世”研究范式的现代转型在新的世纪里还将继续下去。

附注

①以上论孟子的“知人论世”说,参见郭英德、谢思炜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华书局,1995),第25—30页。

②参见[美]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第一章《导论》:“事实上,中国批评家普遍是折衷主义者或调合论者。”田守真、饶曙光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第十章《文艺阐释学》,第23页。

③参见胡经之、张首映《西方2十世纪文论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十章《文艺阐释学》,第242—267页。

④见维姆萨特(William K.Wimsatt)、比尔兹利(Monroe G. Beardsley)《意图谬见》,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208—226页。

⑤参见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290—295页。

⑥《绿湖》第一集。转引自许怀中《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第149页。

⑦《胡适文存》(亚东图书馆,1926),卷3。

⑧《水浒传考证》,《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787页。

⑨《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第3卷《而已集》,第486页。

⑩《论再生缘》收入《陈寅恪文集之一·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为《陈寅恪文集之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1 《〈政治经济学批评〉叙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第2卷,第82页。

12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第2卷,第656页。

13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15页、第6页。

14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1页。

15 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修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上册,第166页。

16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9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3页。

17 见《文学与人生》,《茅盾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18卷,第269—273页。

18 参见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113—124页。

19参见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序跋书评集》(三联书店,1983)。

20 参见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7页。

21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

22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精神》文后傅斯年“附识”,《新潮》杂志第1卷第5号(1919年)。

23 《胡适文存》,卷二。

24 《历史科学的方法》,《胡适作品集》(远流出版公司,1986),第25册。

25 详细论述,可参见王一川《语言乌托邦——二10世纪西方语言论美学探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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