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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南生晚清无业游民与政府救助行为

2019-05-17 03:12:27

晚清无业游民与政府救助行动

彭南生

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传统产业模式逐步瓦解,原来在自然经济结构中隐蔽起来的那部分隐性失业人口日益显性化,失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影响到封建统治的稳定。在这种背景下,清政府采取了一些不同于传统救济政策的措施,实行以教代养、教养兼施,解决了一部分失业人口的再就业问题,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发展。本文拟就此略作铺陈,请学界先达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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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无业游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结构性失业。在传统产业模式,即农业与小手工业在家庭内部牢固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下,中国农村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那末,晚清时期究竟有多少隐性失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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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考察近代农民的劳动生产力,即在劳动力充分使用的条件下,一个农民耕种多少土地才能到达理想的产出,超过这个数量或增加劳动力都不会影响农业生产水平。从历史上的记载看,中国近代农民的劳动生产力因不同的自然条件而产生较大的差异,北方旱地较多,农民从事粗放式种植,南方多水田,集约化经营占主导地位,“北方1人的耕作面积,普通为20亩,最大为40亩”(注:长野郎著,强我译:《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第354页。)。在东北的黑龙江垦区,“壮健单夫治二、3垧(按:据同期文件记载,一垧约等于12亩)地,供八口家食,绰有余裕”(注: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840~1911)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18页。),即一个全劳力可耕地约36亩,“田场如果超过5英亩,便非一人所能胜任。如超过的不多,便在年龄两季雇用短工。但要把5 英亩地耕好,就得整整要一个人的劳力(该项材料中以6华亩折合1英亩)”(注: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840~1911)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52页。)。根据这些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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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北方一个农民耕种土地的理想数量定为30亩。历史上关于长江流域及南方稻作区农业劳动力的能耕地数量大大低于北方,湖北黄梅“10亩耕地劳动力的分配,需长工1人,配以耕畜一头”,湖南洞庭湖“以普通年成为标准, 预计每一个农民每年耕田12亩”(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12~1937)第三辑,第274~275页。)。在江苏,“以佣人耕者推之,人耕10亩”,浙江“一个身强力壮的有经验的农业工人听说可以耕种6亩地”,广东“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如果不需车水, 一人可以耕种6亩地,如果这些田的水源常常不断而且位置便利, 三个强健的农民便可以耕种30亩”(注:有关江苏、浙江、广东的农民劳动生产力参看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840~1911)第一辑,第669、632、638页。)。这些虽只是经验记载而没有经过严格测定,但也不宜轻易否定。据陈翰笙先生考察,“在农业较粗放的北方的东北边疆,一个单一农户可管理和耕种的有效面积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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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亩至120亩。 而在华北农业较集约的地方,则仅为8~20亩。至于在南方,土地的生产力较高, 普通进行集约耕作的农田面积少到5~7亩”(注:汪熙、杨小佛主编:《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页。)。可见, 在长江流域及南方稻作区,一个劳动力的理想可耕地数字在6~12 亩之间。我们分别以30亩和10亩作为北方和南方农村劳动力需求量的理论参数,推算晚清时期全国农村的理论劳动力剩余量,如表1:

表1:晚清时期全国农村理论劳动力需求量及剩余量(注:人口与土地的数字据彭南生:《近代农民离村与城市社会问题》表3, 《史学月刊》1999年第6期,南方与北方的划分大体以长江流域为界,南、北方土地数量比例大约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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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看彭南生:《也论近代农民离村原因》,《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

年代 人口 男性劳动 土地(亩) 理论劳动力 理论劳动力

力数量 总数 需求量 剩余量

1851 432164047 86432809 756386244 45383175 41049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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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南方:302554498

北方:453831746

1873 277133224 55426645 756631857

其中南方:302652743 45397911 10028734

北方:453979114

1887 401520392 80304078 911976606 54718596 25585482

其中南方:36479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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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547185964

1901 426447325 85289465 911976606 54718596 30570869

其中南方:364790642

北方:547185964

1911 374223088 74844618 999480629 59968838 14875780

其中南方:39979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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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599688377

上述数字不可能十分准确,但农村劳动力的理论需求量之有限及理论剩余量之大则是无庸置疑的。当然,农村中的理论剩余劳动力并非意味着完全失业或无业,因为,士、工、商、政、军等界还要吸纳一部分人口,但不可能充分就业,因此,结构性失业在晚清时期是不可避免的。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依托对农业无限制的劳动力投入、或在农业生产淡季时从事小手工业,一部分相对剩余人口被消化吸纳。但是,随着传统模式的破产,自然经济结构中的隐性失业人口被释放出来,无业游民成为一个严重辣手的问题。传统手工业遭到外国资本主义工业的打击而日渐凋零,手工业者失业剧增,1856年前云南个旧锡矿工人达100000人,甲午战后的1896~1897年仅余20000 人(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辑, 第612页。)。陕西“南山各处,木厢铁厂纸厂炭洞工作,计不下数万人。同州之大荔及沿河盐咸工作,手指尤繁。此等皆无业游民,一经歇业,易与匪勾结”(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11页。),从而威逼着清政府的统治。江苏省“自河流北徙,漕运改章,向之千指万插者,今则悉成游手”(注: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78,实业一,考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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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一部分失业人口前往城市谋生,造成城市人口的过快增长;一部分兼业手工业者在农业生产淡季时失业。有人估计,晚清同治年间,“士工商以外,无末业可治,散而游幕、去而僧道、隶为胥役、投为奴仆、流为地棍盐徒,每省不下20余万人,此皆游民耗蠹于农者也”(注:汤成烈:《治赋篇三》,《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第5~6页。)。

其次,灾害性失业。失去手工业支援的家庭农业也难以为继,加上封建政府水利失修,自然灾害频繁,农业失业人口大量增加。据不完全统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从1846年至1910年的60余年间,累计遭受水、旱、风、雹、潮、虫等自然灾害的州县达8570个;黄河流域除上述灾害外,还有沙、雹等灾情产生,据统计,鸦片战争后的整个晚清时期,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6省累计蒙受自然灾害的达9768个州县(注:分别据《长江流域6省历年灾荒表》、《黄河流域六省历年灾荒表》统计所得,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840~1911年)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20~722、733~735页。)。如产生在1877年被时人称之为“丁丑奇荒”的北方灾荒中,“山西无处不旱,平、蒲、解、绛、霍、隰,赤地千里,太、汾、泽、潞、沁、辽次之,盂、寿以雹,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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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以霜,其薄有收者大同、宁武、平定、忻、代、保德数处而已。而河东两熟之地,自乙亥(光绪元年)以来,比四不登……被灾极重者八十余区,饥口入册者不下四五百万”(注:王锡纶:《怡青堂文集》第六卷,第19~20页。)。1906年长江下游的水灾,使江苏北部“受灾之处,计长八百里,阔5百里。彼此民人约四百万,如此巨灾,为近来四十年中所未有”(注:《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月210八日。)。每次灾害都伴随着大量失业灾民出外就食,如据《申报》记载,1876年江苏水灾后,“江北被灾之老幼男女出境就食者,不下20万人”(注:《申报》光绪2年(1876年)十二月2十八日。)。1890年,“江宁近江低田,亦有偏灾。穷民扶老携幼,及邻省沿江一带灾民,来省就抚者,不下十数万人”(注:曾国荃:《委员赴江浙加放春赈疏》,《曾忠襄公奏议》卷32,第2页。)。1910年,“淮安、扬州、江宁、平湖、海州等处, 老弱流亡,络绎道路,或数百人为一起,或数千人至万人为一起。汉口地方乃聚至20余万人”(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第723页。)。光绪初年的河南旱灾中,“流民陆续逃出潼关者,以20万计”(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一),第744页。)。 历史文献中这类记载不胜枚举,从突发性和数量上说,晚清时期的灾害性失业人口超过了经济结构变动所造成的失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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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战争性失业。近代中国既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又有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和封建政府弹压人民群众的反动战争,各种战争连绵不断、犬牙交错,影响了工农业生产的正常秩序,造成了劳动力的离业离村。如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的福建崇安“为聚茶之所,商贾辐凑,常数万人。自粤逆窜扰两楚,金陵道梗,佣工失业”(注:王懿德:《王靖毅公年谱》卷上,第 44页,咸丰三年4月纪事。)。1853~1868年的捻军及清政府镇压捻军的战争,淮北蒙受兵灾最重,“兵勇所至,如火燎毛”(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8页。),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 “自安庆至宿、亳千余里,人民失业,田庐荡然”(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一),第161页。),一片凄惨荒凉。20世纪初年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战争都使华北农民大量离村,“联军入京,4民失业,强健者流为盗贼,老弱者转于沟壑”(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2),第516、518页。)。他们纷纷涌入京城,“游民约有数种,除老弱残废,由五城另行收养外,其余以身家清白、穷无所归者为上;本有行业,遭难流离者次之;平日懒惰性成,兼有嗜好者又次之;甘心下流,近乎邪僻者为下”(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2),第516、518页。)。如此复杂的游民群体,给清政府统治造成了强大压力。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业游民已成为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晚清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惶恐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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