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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档案史料看嘉道年间天地会组织与传会手段的发展和演变

2019-05-17 03:13:01

在中国封建社会,宗教的救世思想,特别是摩尼教与弥勒教的救世思想,曾经激起不计其数芸芸众生的宗教感情,呼唤起一次次底层世界的民众运动,冲击着那一时期的传统秩序,改变着专制制度下的世道人心,形成了一种喷发涌动的思想巨流。

1、弥勒救世思想渊源与演化

东汉末年,西域僧人安世高译《大乘方等要慧经》,弥勒信仰首次传入中土。其后西域僧人竺法护译《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弥勒成佛经》、《佛说弥勒下生经》等弥勒净土思想得到较完全的介绍。据汤用彤先生统计,后汉至南北朝,有关弥勒信仰译经计十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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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杨曾文教授又续有关印度传经及“伪经”存译及存目十八种。合而计之,从后汉至唐,有关弥勒信仰的传经及“伪经”共三十二中。当然,实际流行的有关经典要远多于此数,特别是“诈云佛说”的伪经。就印度译经而言,影响最大者是《弥勒下生经》、《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和《弥勒成佛经》,号称弥勒3经。而其中影响最大者又为《弥勒下生经》。弥勒净土信仰分两个层次的内容:1是弥勒由凡人而修成菩萨果,“上至兜率陀天”。二是,弥勒菩萨从兜率天下生阎浮提世即人间世,于龙华树下得成佛果,三行法令,救度世人。

据经云:佛在祗园说法,弥勒亦预会。佛予言弥勒“从今12年后命终,必得往生兜率天”。所谓兜率天,在佛教教义中的六欲天的第四天界。此天分内外两院,兜率内院为菩萨最后身之地方,弥勒即从此中下生成佛。佛典云兜率天一昼夜,在人间为4百年。在此天,寿4千年,在人间为五十六亿七百万年。故有弥勒于五十六亿年后而下生阎浮提。在《弥勒上生经》描写的兜率天是一个光明灿烂的理想的世界。它庄严华贵,又虚无曼妙,无疑对生活在尘世苦难重重的人类有着极强的吸引力。但千百年来,对民众影响最大的还是弥勒下生救世思想,它集中地体现在《弥勒下生经》中。据鸠摩罗什所译下生经云:

是时有一大城,名翅头末,……福德之人交满其中,以福德故,丰乐安稳。……时世安乐,无有怨贼劫窃之患,城邑聚落无闭门得,亦无衰恼,水火兵器,及诸饥荒毒害之难,人常慈心,慕敬和顺,调伏诸根,语言廉逊……。

据另外一译本下生经云:“将来久远于此国界,当有城名曰鸡头,……土地丰熟,人民炽盛,街巷成行,……尔时时气适合,四时顺节,人身之中,五有百八之患,……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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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平,皆同一意,相见欢悦,善言相向,言辞一类,无有差别。”

这块土地物产丰美,无有百八之患,人心均平,但却不是佛国净土。尘世众生享受着“五乐欲”。弥勒下生此土后,观此五乐欲“致患甚多,众生沉没,在大生死。”以至“妻子财产,所不能救,世间无常,命难久保”。于是悟出“知一切法,皆亦磨灭修常无想,出家学道。”因而坐于龙华树下,“修行梵行”而得佛果。弥勒成佛后在龙华树下向众生宣讲释迦4缔12因缘,以摆脱“众苦之本”。计三行法会:

初会说法,九十六亿人得阿罗汉;第二大会说法,九十四亿人得阿罗汉;第三大会说法,九十二亿人得阿罗汉。

弥勒住世六万岁,怜愍众生,令得法眼,灭度以后,法住世亦六万岁。[6]

这就是后世广为流传的“龙华三会”的基本内容,也是民间宗教救世思想的最古老的思想渊源。

弥勒净土思想的真正传播,是在其世俗化、民间化,并与底层民众社会运动产生联系以后。在南北朝时代,印度译经大量问世不久,“伪经”即中国人自造之佛经也随之出现。这些“伪经”或依据印度传经的某一思想,敷衍成篇;或另有意图,“诈云佛说”。如《弥勒成佛伏魔经》即依据《弥勒下生经》中弥勒降伏罗刹等大力魔的内容敷衍成篇的。世乱则恶运丛生,群魔乱舞,人民希望有弥勒这样的救世主,伏魔以安定世事。这类伪经,直接对以弥勒下生为号召的农民造反运动发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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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沙门举旗造反称王者不胜枚举。在北魏一朝,沙门造反事件亦接踵而至。从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481)至北魏宣武帝延昌三年(514),短短的三十三年间,可统计的和尚称反者计达五次之多。终于引发了延昌四年佛教异端弥勒大乘教的大规模暴动。

北魏时期冀州有个和尚叫法庆的,善为妖幻之术,他使渤海人李归伯率全族信仰他,并召集乡人,推法庆为主。法庆以李归伯为“十住菩萨”,而自号大乘。他们攻入阜城、渤海,所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云新佛出世,除去旧魔。”[7]法庆不仅以弥勒下生相号召,而且篡改大乘般苦学之原义,以“杀一人为1住菩萨,杀十人为十住菩萨”相蛊惑。大乘般若学以入理般若则为住,十住即佛典所云取得智慧的十个层次,10住又称10地,故十住菩萨又称10地菩萨。十地菩萨进而修行则成佛果。可知10地菩萨地位仅次于佛。不言而喻法庆是以弥勒佛自居的,而封李归伯为10住菩萨,地位仅次于法庆。唐长孺先生说:“大乘暴动的口号是‘新佛出世,除去旧魔’。毫无疑问,所谓‘新佛’,就是从兜率天宫下落的弥勒。在传世有关弥勒降生的佛经中未见扫魔之说,但《隋众经目录疑伪部》有《弥勒成佛伏魔经》,正与此相应。”[8]此中除“未见扫魔之说”有误外,其他说法的是确见。“伪经”的出现不是弥勒信仰世俗化、民间化的结果。它很可能在南北朝时期已经成为民间宗教的教义。

从南北朝末期,到隋唐时期,弥勒大乘教活动愈演愈烈。底层社会对弥勒下生救世观念已不再是单纯的一种信仰,它已演变成一种宣传政权更迭,改天换地的*观念。这类观念日渐成熟的标志是“三佛应劫”轮流救世思想体系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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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开元元年(713),有贝州人(今清河、临清、武城、津夏一带)王怀古,对信徒说“释迦牟尼末,更有新佛出,李家欲末,刘家欲兴。今冬当有黑雪下贝州,合出银城。”[9]所谓“更有新佛出”,固然指的是弥勒佛出,下生救世。释迦佛为现在佛,现在佛治世已到末期,预示着李唐王朝“欲末”。而弥勒佛出世,则代表着姓刘的王朝要兴起了。对这种明显的改朝换代的思想,不能不引起当局的警觉。玄宗皇帝亲下诏书,指出:“比者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由于妖讹,广集徒侣,称解禅观,妄说灾祥,别作小经,诈云佛说,或诈云弟子,号为和尚,多不婚娶,眩惑闾阎,触类实繁,蠹政为甚。”认为如不去“邪道”,就失去了佛教教化的主旨。他下令守土之官要严加禁止,如守土官不能发觉,则贬降查究。[10]从这道*还可以明了那一时代民间宗教中曾流行有大量经书,所谓“别作小经,诈云佛说”之类。现在存目或载诸史料者有《龙华誓愿文》、《弥勒三会记》、《龙华会记》等等,而宋朝则有《五龙经》、《滴泪经》等。[11]而唐之前流行的“伪经”很可能仍流传于民间。

事实是任何有生命的思想决非当局一纸所能禁止的,弥勒下生救世观念在五代、宋朝仍燃炽烈地在下层流行。还是在贝州,在王怀古宣扬“释迦牟尼末,更有新佛出”的三百三十年后,发生了以一样口号鼓动造反的事件。宋庆历七年(1047),有涿州人王则,到贝州充任军卒。“贝、冀俗尚妖幻,相与习为《五龙》、《滴泪》等经及诸图谶书,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王则因其母刺“福”字于背部,被“妖人”争相事奉。王则自称东平王,建国安阳,年号曰德胜。旗帜号令皆以佛为号。[12]

王则倡言与唐王怀古的口号如出一辙,即未来佛弥勒当要替换现在佛释迦,天地将随之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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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五代时,天下大乱,在民间救世思想中,又倡兴一位佛祖——燃灯佛,又叫定光佛。认为“若要太平,须得定光佛出世始得。”而且认为赵匡胤就是定光佛的化身。[13]关于这方面的谶言几乎流布整个下层世界,而且有日诵定光佛口号千声,可以免灾之说。[14]

所谓定光佛即燃灯佛的传说来自佛经《大智度论》:“如燃灯佛生时,一切身边如灯,故名燃灯太子,作佛亦名燃灯,旧名锭光佛。”[15]相传“锭光佛时,释迦菩萨名儒童,”燃灯佛为释迦授记说:“是后九十一劫,名贤劫,汝当作佛,号释迦文佛。”[16]由是燃灯佛为过去佛、释迦佛为现在佛,弥勒佛为未来佛。在民间宗教世界,又把燃灯佛比作老子化身,掌握青阳期;释迦佛掌现世之红阳期;弥勒佛掌未来之白阳期。每期为1劫,又称青阳、红阳、白阳3劫,分别度人2亿、二亿及九十二亿。弥勒成佛三行龙华大会的内容在民间发生重要变化。注入了全新的*观念。到了清朝初年问世的《三教应劫总观通书》则构成了如下内容:

世界上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佛轮管天盘。过去者是燃灯佛,管上元子丑寅卯四个时辰,度道人道姑,是3叶金莲为苍天;现在者是释迦佛,管中元辰巳午末四个时辰,度僧人尼僧,是5叶金莲为青天;未来者是弥勒佛,管下元申酉戌亥四个时辰,度在家贫男贫女,是九叶金莲为黄天。[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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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救世思想中,往往又增加了一个更高女性神——无生老母。而无生老母则因人类苦难,分三期分派燃灯、释迦、弥勒救世。三阳劫变思想在底层世界几乎成为人人尽知的一种宗教观念。它对传统秩序的冲击,伴随着几乎每一次以宗教思想为指点的农民起义或造反活动。这类思想的流行,反映了人民要改变不合理的世界的一种抗争。它的演化史长达近两千年之久。

2、摩尼救世思想

摩尼教是产生在波斯萨珊王朝的一种宗教,由摩尼创于公元3世纪,曾流传于亚、欧、非三大洲,在中世纪属于一种世界宗教。传统的看法,摩尼教于唐代延载元年(694)传入中土。近来澳大利亚华裔学者柳存仁先生提出唐之前即传入中土说。[18]林悟殊先生则认为“中国内地可能在四世纪初便已感受到了摩尼教的信息。”[19]摩尼教流行中国后,或称摩尼教、末尼教、末摩教、明教、明尊教等等,当局则往望称其为“喫莱事魔”、“魔教”。

摩尼教经甚多,创教人摩尼创经多部:主要有《密迹经》、《大力士经》、《净命宝藏经》、《证明过去经》、《福音》、《撒布拉干》、《指引与规约》等七部。摩尼教教义核心是二宗三际说。延载元年“波斯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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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标志着摩尼教经典的传入。今北京图书馆尚存摩尼教残经一部,陈垣先生疑其即二宗经。[21]二宗指明与暗,即善与恶。三际指初际、中际、后际,即明与暗二宗在过去、现在、未来相互的变化。其最高崇拜神大明尊,在中国某些教派则演化为明王。在中国流行的摩尼教经更多,诸如《日光偈》、《月光偈》、《太子下生经》、《大小明王出世经》、《佛佛吐恋师》、《佛说啼泪》等等。

在该教教义中,光明与黑暗是相邻之国度,光明王国占据东、北、西三方,黑暗王国占据南方,最高统治者是黑暗魔王,国内居住着5恶魔。在未有天地之时,光明与黑暗各守其界,彼此无犯,此即初际。在中际时,黑暗王国之魔王由于无穷贪欲,入侵光明王国,双方展开殊死搏斗。光明王国大明尊者创造出世界,由持世明使、降魔使者等管理这个世界。而黑暗王国的魔王则按明使形象,创造出充满欲望的亚当和夏娃,肉身由黑暗物资构成,灵魂却由光明份子组成。人类成为宇宙光明与黑暗的缩影。光明王国大明尊者又面临着拯救人类的使命。摩尼宣称自己是大明尊者派到人间的使者,他宣扬2宗三际宗教理论,就是为了解救人类出于黑暗和物欲的侵害。摩尼教因此持戒甚严。有四不:不吃荤、不喝酒、不结婚、不积聚财富。忏悔10罪:虚伪、妄誓、为恶人作证、迫害善人、播弄是非、行邪术、杀生、欺诈、不能信任、做使日、月不喜欢的行动。遵照十戒:不拜偶像、不谎语、不贪、不杀、不*、不盗、不行邪道巫术、不二见、不惰、逐日四时祈祷。这些规矩有些传到中国后已无法实行,有些则严格保留。如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就记载南宋两浙摩尼教徒“不食肉”、“甘淡薄”、“务节俭”、“有古淳朴之风”。[22]而《老学庵笔记》则记载:“男女无别者为魔,男女授受不亲者为明教。明教遇妇人所作食则不食。”[23]至于摩尼教在我国东南部流行时,则反对后葬费财,主张裸葬。

摩尼教对中国民间宗教最大的影响,还在于其崇拜光明、崇拜日月,摩尼即明王出世等救世思想。据闽书记载:“摩尼佛名末摩尼光佛,……其教曰明,衣尚白,朝拜日,夕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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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而宋人庄季裕《鸡肋篇》亦云“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25]崇尚“是法同等,无有高低”,因此凡初入教而“甚贫者”,“众率出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26]显而易见,摩尼教之所以能在中国流行,是与中国本土盛行的各类救世思想、同等思想、底层民众互助思想相契合的。它的思想汇入了中国民众崇尚的强大的反传统秩序的社会思潮,因而在宋、元两代发挥出了巨大的宗教影响力和*影响力。

3、弥勒救世思想与摩尼教的融合

关于弥勒教和摩尼教相混合之事实,日人重松俊章和我国唐长孺先生都有说明。他们2位主要指出的是唐代两教之混合。我则在此文着力说明宋、元时期之混合现象。唐长孺先生指出:“1,白衣为弥勒教之服色,起原当在元魏之世。而白衣天子亦为弥勒教之谣谶。二、北朝沙门乱事多与弥勒教有关。”“明教或吃素事魔者所奉之白佛,当时依托弥勒。”[27]柳存仁先生则又进一步从摩尼经残片的资料中指出这样一句话:“由于你从佛陀得到本领和智慧,女神(Dibat)曾妒忌你。当佛陀涅槃时,他曾命令你:‘在这里等待弥勒佛’。”[28]此为初期弥勒佛被卷入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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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教义之证明。摩尼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其流行进程中既曾混于道教,又曾混于佛教。但从救世思想而言则既混于老子,又混于弥勒。中国摩尼教之《太子下生经》似是依王浮《老子化胡经》另为1本之《化胡经》的改本。而《大小明王出世经》后则与弥勒教义相混合,于元末成为农民起义的纲领性口号。

摩尼教在其原始教义中已出现弥勒观念。而在南北朝时期,亦有相混之迹象。到唐朝,那种“比有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号为和尚”,“别作小经”的弥勒教,明显混有摩尼教的影响。“白衣长发”本非汉俗,其为西北“胡人”无疑。而“胡人”多信摩尼教,入中土则与弥勒教相混。而其3际之说,又与弥勒教三佛应劫,或三期末劫之过去、现在、未来相混合。而青阳、红阳、白阳,分明带有崇拜光明,崇拜太阳的痕迹。

到了北宋,史料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民间教派——香会。对香会的出现,历来学者都似未予以重视。据《宋会要辑稿》载:

契勘夜聚晓散,传习妖教及集经社、香会之人,若与男女杂处,自合依条断遣外,若偶有妇女杂处者,即未有专法。乞委监司,每季一行州县,觉察禁止,仍下有司立法施行。[29]

此处“香会”与两汉以来流行的传统“妖教”不同。应是摩尼教的另外一称谓。我的理由如下:1、信阳地区发现的“香会”与陈州——这个摩尼教活动中心,相距不过2百里。五代梁贞明六年(920)陈州摩尼教“聚众反”,立母乙为天子。此教自号上乘,依于浮图,“不食荤茹”,“揉杂*秽”。与“香会”的“男女杂处”如出一辙。二、宋朝摩尼教以烧香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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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之一:“平居暇日,公为集结,曰烧香、曰燃灯、曰设斋、曰诵经……”[30]3、在元末,由香会而改名“香军”即“红巾军”,是从宗教组织演变到军事组织的必然进程。对此我将详细分析如后。

香会之名在元初再现于史料:

夫杨朱、墨翟、田骈、许行之术,孔氏之邪也;西域九十六种、此方毗卢、糠瓢、白莲、香会之徒,释氏之邪也。[31]

耶律楚材把白莲教与香会分为两类“异端”,足见“香会”并不是白莲教。

这个香会由宋至元初,或隐或显,蛇伏千里,其迹自在。到元末,终究大显于世:

五月(元顺帝至正十一年),颖川、颖上红军起,号为香军,盖以烧香礼弥勒得名也。其始出赵州滦城县韩学究家,已而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故荆、汉、许、汝、山东、丰、沛及两淮红军皆起应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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