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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名臣史可法的致命失误被马士英出卖图

2019-05-17 21:52:12

许多人将南明政权迅速瓦解的源头指向马士英和阮大铖。其实,倘若不是史可法在决策上的重大失误,马士英及他的幕后策划者阮大铖是难以实现其诡计的。而史可法若不是受到东林党人的压力,也不会犯此错误……但无论如何,史可法是一名值得人尊敬的可以万古长青的文天祥式的人物。所以,每每想到他的重大失误,总是令人不胜感慨之至。

崇祯死后的非常形势

明朝建国初年,本以南京为其首都。等朱元璋的五儿子朱棣夺取皇权以后,就把京师迁到北京,而将南京作为留都,保存其形式上的中央机构,依然有兵、礼、吏、户、刑、工六部。其中,以参赞机务兵部尚书为首席大臣。

崇祯死亡前后,南京兵部尚书是史可法。史可法,祖籍大兴,1602年生于河南祥符(今开封),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初任西安府推官,因公正廉洁地将赈灾物资分发给受灾的延安百姓,得到很好的荣誉。崇祯5年(1632年)迁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右参议。崇祯十年(1637年),因与农民起义军作战,在战火中立下功绩,加官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4府,治皖颇多惠政。崇祯12年(1639年)出任户部右侍郎,总督漕运,兼抚凤阳、淮安、扬州,漕政有起色。崇祯十六年(1643年)被擢升为南京兵部尚书。

《明史》记载:“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烁烁有光。廉信,与下均劳苦。军行,士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可见,史可法在军队上有很高的威望。他还很有文采,受到著名东林党人左光斗的栽培,左光斗殉难前夕,史可法秘密探望,受到左光斗最后的教诲,要他继承并发扬东林党的事业,由此,史可法在文坛及舆论界享有很高的荣誉。再加上在户部、漕运等多方面的成绩,史可法称得上是一名全面的将才。他对明朝廷的忠诚也是出了名的。有一次,他所率的军队曾遭到重挫,按理应遭到重办,但向来刻薄寡恩的崇祯皇帝还是给了史可法戴罪立功的机会,使史可法对明廷更加忠贞不二。

史可法出任兵部尚书时,北方战局已相当严峻。鉴于明代廷所处的险恶环境,史可法忧心忡忡,积极训练军队,随时准备救济北京。待京师危急,史可法接到崇祯皇帝“命天下兵勤王”的诏书后,他马上领衔发布“号令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的南都公檄,称:“留都系四方之率,司马有九伐之经,义不共天,即将指日,克襄大举,实赖同仇。”(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并率军渡江,北上勤王。而当军队到达浦口防区的时候,却又得到了京师陷落的确切消息,史可法北向痛哭,改穿丧服,回到南京,召集南京的大臣商讨对策。因北京失陷,南京自然成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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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又因皇帝已死,册立新君成为当务之急。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都被起义军俘获,没能逃出北京,在没有直系皇位继承人的情况下,可选者只有散在各地的藩王。而究竟哪个藩王是最佳人选,却是众口不一。再加上新君的继立涉及到各种政治团体的根本利益,所以,此事很快变得非常辣手。

南方的各路政治人物一时间活跃起来,纷纷加入到新旧更替的权利争斗当中。此时,几位藩王当中,以血缘关系讲,崇祯帝的祖父明神宗的直系子孙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最有资格当选。但桂、惠二王均在广西,距南京较远,不像福王近在淮安,在地理上占据优势。且桂王、惠王均比崇祯帝高一辈,不如福王以兄弟关系来继统更为妥当。除上述三人外,神宗(朱翊钧)的侄儿——潞王朱常淓,也因避乱逃到淮安,卷入拥立新君的政治风波当中。

反“福”拥“潞”的历史来源

平心而论,按照当时的伦理观念,福王朱由崧应该顺理成章地成为南明的第一位皇帝。这样会少许多的麻烦,也有利于在大乱以后尽快地构成一个稳定的政权。可是,由于福王朱由崧牵涉到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而有些人捉住这个历史问题大做文章,便使得南明政权从一开始便陷入到明朝长久形成的党争泥沼当中,而不能以崭新的有生机的面貌出现。我们也毋庸讳言,捉住历史问题做文章的始作俑者,就是东林党、复社的骨干成员。

东林党,起初本无所谓“党”。万历年间,削职官员顾宪成与好友高攀龙创立东林书院,讲学会友,以1民间组织而放眼天下,“讲习之余,常常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影响愈来愈大,构成可以和当权者抗衡的大气候。“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东林人士关心国事的同时,他们也逐步构成强大的舆论、政治气力,遭到官场中齐、楚、浙三党的攻击,被称为“东林党”。东林党起初非常开明,是进步知识分子尊崇并乐于参加的民间组织。但到天启年间,当东林党中的许多人士做了高官后,东林党随之迈入朝堂,更深地牵涉到朝政大事当中。东林党中不乏有见识、有气节、敢于和恶势力做斗争的进步人士,但也不能否认,东林党人开始琐屑较量于党派之分,与自己政见相左的便排斥为异党,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党争。到崇祯死、南明推选新君的时候,东林党人的党争意识仍起了巨大的消极作用。

前礼部侍郎钱谦益、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礼部员外郎周镳等人连成一片,强烈反对由福王朱由崧继统。其深层原因即与“党祸”有关。《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中记载:“党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向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高攀龙、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属,气节自许,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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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相持。而高、顾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附之,此东林党祸所自始也。国本论起,两党相攻击如仇雠;嗣是有妖书之役,梃击之役,迄数年不定。神宗晚节,郑贵妃宠愈甚,其子曰福王,上于诸子中独怜爱之;王皇后无子,光宗于兄弟居长。久未册立,而贵妃早贵,顾天下有出郑氏上者辄觖望,即上亦两难之。一时名流以伦叙有定,请早建太子,语颇侵郑氏。上怒,或黜或廷杖,相继不绝,而言者弥众,皆以斥逐为名高。政府如沈一向与申时行、王锡爵,皆主调护,而言者遂并攻之。然上意亦素定,卒册光宗为太子,而福王之国河南,所以赉予甚厚,诸子不得与比焉。国本既定,两党激而愈甚:泰昌、天启红丸之役,移宫之役,中朝相争,如蜩螗沸羹,与梃击号为3案。及魏忠贤为政,浙党尽归魏氏,作书言三案事,诉斥东林,号曰《三朝要典》。于是东林骈死牢户,余斥逐殆尽。烈皇帝立,定逆案,焚《要典》,而魏党皆锢之终身。”

上文中的郑贵妃就是朱由崧的祖母,其中的“福王”即朱由崧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以他们的权力之争为出发点,万历、泰昌、天启3朝发生的“妖书”、“梃击”、“移宫”三案及后来对三案的评定,将东林党人深深地卷了进来,并有着无数鲜血作代价。可以看出,最初,在东林党人保护“伦序有定”的剧烈斗争下,神宗和郑贵妃想立朱常洵为太子的图谋终究未能得逞。东林党人占了上锋。但在太监魏忠贤当权后,重评“妖书”、“梃击”、“移宫”三案,编造种种不实之词,攻击东林党人,东林党人由此付出血的代价。当崇祯即位,拨乱反正,对三案自然又是另一种说法了,指向了对东林党人有利的方面。如此翻来覆去,围绕着三案反正、反反正,以气节相标榜的东林党人与其对立面展开激烈的党争,牵涉到无数人的仕途与命运。所以,作为与3案渊源很深的福王朱由崧,自然受到东林党人及其延续“小东林”(复社)成员的高度警惕。他们担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旧案,自己及其党人将再次受到沉重打击,因此,从集团利益考虑,他们要想办法阻挠!

当然,钱谦益等人不便说出自己私下的顾虑,想当初,东林党人就是以坚定不移地捍卫“伦序”而著称的,现在他们却是要想办法推翻“伦序”观。所以,钱谦益等人尽力找出能放在阳光下的其他理由来反对福王,以“立贤”为名,提议迎立潞王朱常淓。欲“立”必须先“破”,钱谦益等人四出活动,称福王朱由崧是如何的品行不端,根本不具备做皇帝的美德,而潞王朱常淓则不同,其贤德之名远近皆知。其实,从后来的史实可以看出,“指甲长可六七寸,以竹管护之”的潞王朱常淓,远不像钱谦益等人所说的那样贤明,钱谦益等人不过以此为幌子而已。东林、复社掌握着强大的舆论阵地,于是,“江南北诸绅,则群起拥潞王”(陈贞慧:《过江七事·计迎立》),并列出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7不可立的理由。

无可置疑,钱谦益等人拥立潞王还有另外一层用意:因为潞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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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当立,如果钱谦益他们努力使潞王当选,为新君立下奇功,往后必然会遭到重用。这自然是个人的小算盘了,不会放在纸面上的。主持大局的兵部尚书史可法,他在感情上倾向于东林党人,对福王也有所顾忌;但在思想上,他又认为应当按伦序迎立福王。他对福王朱由崧做过考察后,认为朱由崧本人不是一个能掀多大风浪的人物,而舍亲立疏则可能引发更大的政治波动,不利于新王朝。

一次,史可法试图说服东林党人改变观点,他说:“以齐桓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其牙开方则乱。今吾辈之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意思就是,我们何妨迎立福王,他听从我们的观点,又有何患呢?不料,此言论1出,拥立潞王者大哗。又征询士绅们的意见,也多憎恨福王。这些士绅们自然不乏随舆论而转的投机份子。史可法却因此对拥立福王之事“引避不言矣”。

事实上,虽然当时的舆论界掀起了强大的“拥潞”风潮,但许多有识之士仍主张由福王朱由崧继统。淮抚路振飞即认为:“议贤则乱,议亲则一,现在唯有福王。”(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李清在《三垣笔记》中也记载:“北都变闻,在籍钱宗伯谦益有迎潞王议。扬州郑进士元勋密语予:‘予语里人解少司马学龙曰:福从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泽犹系人心,岂可舍孙立侄?况应立者不立,则谁不可立?万一左良玉挟楚,郑芝龙挟益,各挟天子以令诸侯,谁禁之者?且潞王既立,置福王于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动天下之兵也,不可。”并说:“时草野闻立潞,皆不平。”因而可知,伦理次序在当时人们的内心深处占据何等重要的位置,而与党争无关的中间人士及广大百姓,更是以此为人生信念。

拥立潞王势必会引发巨大的混乱,这是史可法能够看得清的。但他又深受东林党人的压力,在此南明根本问题上,不具备果敢的魄力,反而试图寻求另外一种折中而完美的方式。岂不知,在时局瞬息万变的转折关头,刻意寻求四平八稳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自残。

许多人将南明政权迅速瓦解的源头指向马士英和阮大铖。其实,倘若不是史可法在决策上的重大失误,马士英及他的幕后策划者阮大铖是难以实现其诡计的。而史可法若不是受到东林党人的压力,也不会犯此毛病……但无论如何,史可法是一名值得人尊敬的可以万古长青的文天祥式的人物。所以,每每想到他的重大失误,总是令人不胜感慨之至。

崇祯死后的非常情势

明朝建国初年,本以南京为其首都。等朱元璋的五儿子朱棣夺取皇权以后,就把京师迁到北京,而将南京作为留都,保留其形式上的中央机构,仍然有兵、礼、吏、户、刑、工六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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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参赞机务兵部尚书为首席大臣。

崇祯死亡前后,南京兵部尚书是史可法。史可法,祖籍大兴,1602年生于河南祥符(今开封),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初任西安府推官,因公正廉洁地将赈灾物质分发给受灾的延安百姓,得到很好的声誉。崇祯5年(1632年)迁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右参议。崇祯十年(1637年),因与农民起义军作战,在烽火中立下功绩,加官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4府,治皖颇多惠政。崇祯12年(1639年)出任户部右侍郎,总督漕运,兼抚凤阳、淮安、扬州,漕政有起色。崇祯十六年(1643年)被擢升为南京兵部尚书。

《明史》记载:“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烁烁有光。廉信,与下均劳苦。军行,士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可见,史可法在军队上有很高的威望。他还很有文彩,遭到著名东林党人左光斗的栽培,左光斗殉难前夕,史可法秘密探望,受到左光斗最后的教诲,要他继承并发扬东林党的事业,由此,史可法在文坛及舆论界享有很高的荣誉。再加上在户部、漕运等多方面的成绩,史可法称得上是一名全面的将才。他对明代廷的忠诚也是出了名的。有一次,他所率的军队曾遭到重挫,按理应受到严惩,但向来刻薄寡恩的崇祯皇帝还是给了史可法戴罪立功的机会,使史可法对明廷更加忠贞不二。

史可法出任兵部尚书时,北方战局已相当严峻。鉴于明朝廷所处的险恶环境,史可法忧心忡忡,积极训练军队,随时准备救援北京。待京师危急,史可法接到崇祯皇帝“命天下兵勤王”的诏书后,他马上领衔发布“号令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的南都公檄,称:“留都系四方之率,司马有九伐之经,义不共天,行将指日,克襄大举,实赖同仇。”(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并率军渡江,北上勤王。而当军队到达浦口防区的时候,却又得到了京师陷落的确切消息,史可法北向痛哭,改穿丧服,回到南京,召集南京的大臣商讨对策。因北京失陷,南京自然成为政治中心。又因皇帝已死,册立新君成为当务之急。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都被起义军俘获,没能逃出北京,在没有直系皇位继承人的情况下,可选者只有散在各地的藩王。而究竟哪个藩王是最好人选,却是众口不一。再加上新君的继立涉及到各种政治团体的根本利益,所以,此事很快变得非常辣手。

南方的各路政治人物一时间活跃起来,纷纭加入到新旧更替的权利争斗当中。此时,几位藩王当中,以血缘关系讲,崇祯帝的祖父明神宗的直系子孙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最有资历当选。但桂、惠二王均在广西,距南京较远,不像福王近在淮安,在地理上占据优势。且桂王、惠王均比崇祯帝高一辈,不如福王以兄弟关系来继统更加妥当。除上述三人外,神宗(朱翊钧)的侄儿——潞王朱常淓,也因避乱逃到淮安,卷入拥立新君的政治风波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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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拥“潞”的历史来源

平心而论,依照当时的伦理观念,福王朱由崧应当顺理成章地成为南明的第一位皇帝。这样会少许多的麻烦,也有利于在大乱以后尽快地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权。可是,由于福王朱由崧牵涉到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而有些人抓住这个历史问题大做文章,便使得南明政权从一开始便陷入到明朝长久构成的党争泥沼当中,而不能以崭新的有生机的面貌出现。我们也毋庸讳言,捉住历史问题做文章的始作俑者,就是东林党、复社的骨干成员。

东林党,起初本无所谓“党”。万历年间,削职官员顾宪成与好友高攀龙创立东林书院,讲学会友,以一民间组织而放眼天下,“讲习之余,常常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影响愈来愈大,形成可以和当权者对抗的大气候。“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东林人士关心国事的同时,他们也逐步形成强大的舆论、政治力量,遭到官场中齐、楚、浙三党的攻击,被称为“东林党”。东林党起初非常开明,是进步知识分子尊崇并乐于参加的民间组织。但到天启年间,当东林党中的许多人士做了高官后,东林党随之迈入朝堂,更深地牵涉到朝政大事当中。东林党中不乏有见识、有气节、勇于和恶势力做斗争的进步人士,但也不能否认,东林党人开始琐屑较量于党派之分,与自己政见相左的便排斥为异党,从而引发更大范围的党争。到崇祯死、南明推选新君的时候,东林党人的党争意识仍起了巨大的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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