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 首页 > 文史军史

王金昌藏革命文物千余件有岸英手迹信件影印件

2019-05-16 08:29:08

有个人,20多年如一日,利用工作之余拾捡着散落民间的“红色记忆”,收藏革命文物1000余件。

其中300多件建党前后至“7·7”事变之前的文物,经解放军出版社汇编成一册《红色典藏》出版。这批藏品,包括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原版书籍、历史照片、文件资料,包括当年使用过的徽章、邮件、粮票、钱币,包括红军家书,藏着若干年前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也藏着风云变幻之中历史选择的“秘密”。

7月15日,《红色典藏》书中的实物,连同200件抗日战争时期文物及解放战争时期文物,一起亮相北京忠良书院中粮博物馆的“中粮集团革命文物收藏展”。军事专家评价,它们“是对现有红色史料的有益补充”,是对革命历史的补白。

这些文物的发掘者,是红色收藏家、作家、中粮高管王金昌。

■用鲜活的点滴

厘清历史的选择

常常,走得太远,容易忘记为什么动身。

王金昌的“红色典藏”,一次次把人带回到中国共产党的起点,用鲜活的点滴厘清历史的选择,以启示中国的未来。

他收藏了一件1933年用草纸写的《卖女状》,一名老人被逼无奈要卖掉十几岁的女儿给人做妻子。王金昌说,看到这个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会有红军,为什么很多年轻女性会参加革命。

他收藏了“剿共”国民党高级将领吴奇伟[注: 吴奇伟,国民党陆军中将。广东大埔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6期、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1期毕业。参加过北伐、反蒋中原大战、围歼中央革命根据地、淞沪会战等战役,]的日记。当他询问百姓为何不喜欢国军,而喜欢红军时,得到的答案:“红军到时,只打土豪,国军到时,强买粮食,强取农具,乱砍树木、竹林,颇惹人怨。” 百姓声音是:“我们宁愿红军来!”王金昌说,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国民党为什么失败。

他收藏了1930年的《红军歌曲集》。这一目前仅存的中华苏维埃政府[注: 年11月4日至6日,在南梁荔原堡中心的关帝庙,召开了有刘志丹、吴岱峰、习仲勋、惠子俊、杨森、张秀山、马文瑞、张邦英、蔡子伟、张策、黄子文、张庆孚等领导人和100多名工农兵代表参加的重要会议。]印发的最早歌曲集中,真实记录了劳苦大众舍小家顾大家的现实和缘由。《红军行军歌》唱道:“等到革命胜利后,再来同妹行长情。”

他收藏了红军家书。参军数月的红军战士梁昌顺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儿在外只有坚决一致的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才能保障分田胜利。” 经查苏区烈士名录,梁昌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勇敢牺牲。

他收藏了苏区编撰的《村农儿童读本》,“第三十四课”描绘了当年百姓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期待:“革命成功真是好,没有土匪和匪徒;家家吃饱饭,个个穿皮袄;柴米十分多,酒肉格外巧;各尽各的能力,各收各的需要;天堂过生活,享福直到老。”

■“红色收藏”

是一连串偶然串起来的

王金昌与“红色典藏”的缘分,是一连串偶然促成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香港工作的王金昌,偶然走进拍卖行,动辄卖到数十万元的内地古董,让他意识到了古董经济价值背后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王金昌与收藏的缘分,从此开启。他,成为了最早逛文物市场的中国人之一。“当时没有拍卖,价位也不高,偶尔也能收到一些今天看来价值不菲的东西。”

1986年,对中国革命史有着浓厚兴趣和情结的王金昌,在北京某大桥下的小摊前,无意中看到一个用纸绳装订,蜡纸刻印的小册子,上边写着——“抗日游击队纪律条令草案”,5000余字共14页的草案,是八路军129师拟定的。摩挲着历经久远、纸页已发黄的小册子,王金昌“仿佛灵魂与历史之手相握”。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129师在刘伯承、邓小平的带领下,临危受命,东渡黄河,挺进太行,运筹河北涉县赤岸村,浴血千里太行山,打响了抗日战争中永生口、神头岭、响堂铺和解放战争中上党、平汉等著名战斗、战役。

这一小册子,王金昌花几十元钱买下了,后于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无偿捐献给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军博称,它对研究共产党军队建设和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有重要史料价值。自己偶然所得,竟然能成为专业博物馆青睐的捐赠,这让初涉收藏的王金昌兴奋,也让他进一步肯定了自己收藏的方向——从最初热衷的更具升值空间的陶瓷器和古字画收藏,转向了革命文物。

王金昌说,中国历史[注: 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民族诞育和发展的历史。它的发达的封建社会,曾创造了同时代世界最高的文明。但是当西方某些地区跨入资本主义,特别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以后,中国愈来愈落后了。]几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斗争史最为壮观、最为可歌可泣。这段历史留下的文物,当时由于环境恶劣,可能残缺或品相不尽完善,也不比当今拍卖的“皇帝御批御览”装饰豪华完善和有经济价值,但它们记载了那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是无与伦比的极其珍贵的历史见证。

■许多历史细节打捞自

成堆清算的废纸

王金昌收藏的“重中之重”,是“资料收藏”,譬如大量的中华苏维埃、中国工农红军时期的苏区文件、初期党报、党刊,有红军家信,有军政的信函和大量的路条等。“如果从收藏研究角度看,文字资料性文物信息量更大更直接更准确。”他的资料收藏,很多源于被清算的成堆废纸,其中有上世纪90年代博物馆、图书馆建设翻新时清理废弃的大量书稿和文件材料,也有政府机关处理的文献。

他收藏了有毛岸英手迹信件的影印件。这封信是毛岸英写给杨开慧姨妈之子向三立的,信里所谈是一件家务,毛岸英的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信中毛岸英写道:“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而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类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话,那末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酷爱,对劳苦大众的无穷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便‘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除却一些大人物相干的物件,王金昌收藏了历史浪潮中,许多名不见经传“小人物”的命运。2006年10月,在北京报国寺文化市场,王金昌买下了20本手写日记,从1938年到1943年,共约150万字。日记是辅仁大学国文系1938级学生董毅所写,记录了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给北平百姓带来的生命威逼和造成的生活困苦。这一藏品,由王金昌整理,200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名为《北平日记》。

2007年,在北京东郊1间农村的平房里,王金昌买下了80余本手写日记,从1948年到1999年,无一日中断。后经了解,日记作者是语言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喻世长。其中1948年至1950年的日记,由王金昌整理,东方出版社出版,名为《建国日记》。这位昔日的青年学者,对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注: 【1】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 拼音:zhōnɡ huá rén mín ɡònɡ hé ɡuó 英语: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PRC) ,]成立大典、长安街游行、知识分子改造的记录,是真正的平民视角。

“历史往往是抽取社会生活中的大事,而疏忽了决定和影响历史本质的丰富的生活细节。”王金昌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在收藏的偶然当中,打捞着历史选择的必然。

他的藏品中,有一枚中华苏维埃时期铁制的锈迹斑斑的中国共产党党徽,诉说着当年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坚定——这样的党徽便携,行军作战时,都可入党宣誓;多封红军与村乡苏维埃政府往来函电末尾“致以赤礼”赤色的敬礼,复活了早年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激情。

王金昌说,作为收藏者,自己最大的欣慰就是籍由这些年代的残片,人们能回到历史的现场,更真切地理解这个国家的过往。朱玲

北京治疗癫痫病医院
正确治疗牛皮癣才是病情恢复的关键
宿州治疗白癜风医院
推荐阅读
图文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