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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篇不谋而合辞不修而工杨万里文学创作论探讨

2019-05-17 00:07:00

【论文关键词】杨万里 创作方法 “活法”

【论文摘要】杨万里是南宋创作成就斐然的文学家,他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文学主张独具个性,自成一家。他在文学的创作方法上讲“活法”,强调“活法”的最高境界就是“师法”自然。本文主要探讨杨万里文学创作思想中对创作方法的思考。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南宋杰出的理学家、政治家、文学家。杨万里一生著作颇丰,著有《诚斋集)133卷。杨万里在南宋中后期被推举为诗坛领袖,与陆游、范成大、尤袤并称为“南宋诗坛四大家”,以“诚斋体”名世。杨万里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一名颇有成绩的散文与骈文作家。同时,他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文学主张独具个性,自成一家。他在文学的创作方法上就讲“活法”,强调“活法”的最高境界就是“师法”自然。

“法”是宋代文学批评中一个重要的范畴。北宋苏轼论创作,偏重“活”法,例如他评价吴道子的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以外”,主张将法式与创新有机结合起来的创作方法。苏轼说自己写作即为“冲口出常言,法式去前轨”(《诗颂》),“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文》),其结果就是脱口而出,不拘一格,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成功之作;陈师道论诗,提出“学法”与“悟巧”(《谈丛》)不可偏废,强调诗人必须要学习前人句法,但在思惟方式上却要倚重禅家之悟。南宋吕本中则将“活”与“法”结合起来,主张学诗者不死守法式,又不离法度,要自由创造,自如变化。杨万里论诗也讲“活法”,强调“活法”的最高境界就是“师法”自然。师法自然确切为杨万里诗歌创作开出无限生机,由于自然的情趣是无限的,而观者的主体感受也是无限的,由此幻化而成的主体眼中的自然世界更是无穷的。所以,杨万里诗歌的滑稽幽默,深邃哲理,细腻感受都由此源源而来。杨万里论文也一样讲“活法”,但此“法”不同于诗歌的“创作之法”,而是针对文章的法则,内质与外形等要素而言。《答徐赓书》是杨万里集中论述作文之法的一篇著名的书信,根据书信内容分析,大概是徐庚即将参加科举考试,向杨万里请教“时文(考试文体)”的利弊及作法。于是杨万里回信答日:“文者文也,在易为贲,在礼为绩。”文,文辞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子犯日:‘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杜预注:“文,有文辞也。”《国语·楚语上》:“文泳物以行之。”韦昭注:“文,文辞也。”即文章的本质就是言说,就在于文辞之美。缋,绘画也。《周礼·考工记·画缋》日:“画缋之事,杂五色。”贾公彦疏:“画绩并言者,言画是总语”;也指彩色的花纹图案,《札记·曲礼上》:“饰羔雁者以绩”,孔颖达疏:“画布为云气已覆羔雁为饰。”总之,绩即画,是用五色使事物色彩鲜明。而绩画之工人按六色所象及布色之次第绩画成衣,无绩画不成章,也就无以观日月山川,山龙华虫之象。比之于文章,杨万里则强调文辞修饰的重要性。而文在《易》则为《贲》卦,《贲》卦讲的也是文饰的重要性,其《彖》辞则日:“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上九日:“白贲,无咎。”王弼注:“处饰之终,饰终反素,故任其质素不劳文饰,而无咎也”。所谓大音希声,大巧若拙,文饰到了极致便反归质朴,杨万里在此意在表明文法到了极致便也是无法。因而他设五喻具体讲作文之“法”:

第一喻:

譬之为器,工师得木,必解之以为朴,削之以为质,丹芟之以为章。三物者具,斯日器矣。有贱工焉,利其器之速就也,不削不丹不,解焉而已矣,号于市日

:“器,莫吾之速也。”速则速矣,于用奚施焉?时世之文,将无类此。

杨万里通过作“器”之程序——初具形态、打磨加工、彩绘雕刻,说明文章的写作依然要经过初拟草稿、修改调剂,加工润饰使之成章的进程,每一道“工序”都不可草率敷衍,这样才有可能使之成为既有内涵又有文彩之作。

第二喻:

抑又有甚者,作文如宫室,其式有四:日门,日庑,日堂,曰寝。缺其一,紊.其二,崇卑之不伦,广狭之不类,非宫室之式也。今则不然,作室之政,不自梓人出,而杂然听之于众工。堂则隘而庑有容,门则纳千驷而寝不可以置一席。室成而君子弃焉,庶民哂焉。今其言日:“文鸟用式?在我而已。”

杨万里认为:首先,作文要遵守一定的法则,作“宫室”有个程序问题,构图、选材、动工,写文章也要遵守一定的 逻辑顺序,即感知、运思、行文,大凡写作者都须遵照此规则。其次他强调文章的法式,无论是“宫”还是“室”都有其具体的结构部件:即“门,庑,堂,寝。”文章本身也有“法式”,即具体的结构情势。关于文章结构的基本情势,古今中外的作家都曾有精辟的论述,如亚里斯多德曾说:所谓完全的结构,“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宋朝姜夔也说:“作大篇尤当布置:首尾匀停,腰腹肥满”。元人乔吉曾谈到乐府的结构时日:“作乐府亦有法:日凤头、猪肚、豹尾六字是也”。虽然叫法不一,但都道明了文章有其特殊的结构要素,有前后顺序之分,而且每部分所占比重不一,各自所起的作用及要求也各异。所以杨万里通过作宫室如无预先的构图设计,而听任众人各自的喜好而为之,注定是达不到所期望的既实用又美观的效果这个简单的道理,形象地批驳了“文焉用式”的观点,认为作文而不知作文之“法式”犹如“是废宫室之式而求宫室之美”,其结果只能是“室成而君子弃焉,庶人哂焉”。

第三喻:

抑又有甚者,作文如治兵,择械不如择卒,择卒不如择将尔。械锻矣,授之赢卒,则如无械尔。卒精矣,授之妄校尉,则如无卒。千人之军,其裨将2,其大将1;万人之军,其大将一,其裨将10。善用兵者,以一令十,以十令万,是故万人一人也。虽然,犹有阵焉。今则不然。乱次在济,阵乎?驱市人而战之,卒乎?十羊九牧,将乎?以此当笔阵之勃敌,不败奚归焉?藉第令一胜,所谓适有天幸耳。

杨万里用治兵之法说明作文的选材、立意问题。他认为写文章好比治理军队,要有统观全局的预构,治军要将将、校尉、卒、器械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布置恰当,否则,溃不成军在所难免。写文章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选择材料,选材自然要选择典型、精炼的材料,有了好的材料,还需要布置恰切,使其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仅有材料不等于有好文章,材料只有在统摄全篇的主旨关涉下才能显示其价值,这就触及到了文章的“立意”问题。刘勰认为:“贯1为拯乱之药。即主旨作为统摄全篇的总纲,不能分散驳杂。杨万里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通过“大将”与“裨将”的关系及数量比较,强调文章要有统领全篇的主旨和为主旨服务的分论点,而且主旨要单一明确、集中突出,能起到决定全文铺陈的作用。清朝文人王源曾说“宾可多,主无二,文之道也”。刘熙载日“立意要纯,1而贯摄”,“文生于意,意多乱文”(《艺概》);李渔认为“作文之事,贵于专一。”(《闲情偶寄》)与此都是一脉相承,强调文章的主旨要集中鲜明。因为围绕一个主旨,容易把事情写清楚,也容易写透彻。对于读者来讲也能很快明白文章的内容及意图。

杨万里通过以上三“喻”,说明文章在写作过程中,谋篇布局、选材立意是一个重要步骤。如果没有合理的结构,没有贯穿全文的主旨,虽然作

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观点十分正确深刻,所选取的材料十分丰富、典型,也形不成一篇观点鲜明、结构谨慎的文章。即使委曲地拼凑起来,也不能组合成一个既有自身的逻辑性,又有恰当情势的有机整体。在此他从多个角度阐明写文章自然要讲求章法。不然,十之八九写不出好文章,即便是偶尔写得好也只是天幸。

第四喻:

抑又有甚者,西子之与恶人,耳目面貌均也,而西子与恶人异者,夫固有以异也。顾恺之日:“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又日:“额上加三毛,殊胜。”得恺之论画之意者,可与论文矣。今则不然。远而望之,巍然9尺之干;迫而视之,神气索如也。恶人而已乎!

顾恺之曾日“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他认为绘画传神处不在“四体”而在“阿堵”,可见,顾恺之相当看重“神”的。但他在《魏晋胜流画赞》中又说:“凡生人无有手揖眼视,而前无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趣失矣。”可见顾恺之重“神”,但也并不完全忘“形”。正如在雪白的墙壁上画条张牙舞爪的龙,如不点睛,其仅为曲线构成的图案而已。但若不画龙形,仅画两只龙眼,人们也很难将其与其他眼睛辨别开,甚至误以为是两眼泉水中月亮的倒影也何尝不可。因此只有威风凛凛之形体配以如炬之眼光方显龙之精神。所以“传神写照”辅以“以形写神”才是真正的“神形必肖”。而杨万里认为摈弃作文之“法”、文章之“式”、辞彩之美,是写不出上乘之作的,就犹如作画摈弃外形而仅画两只眼睛,即便是“金睛”也无意义一样。然而囿于固有的范式、追逐辞藻的华丽、专注于外形的肖似同样非上乘之作。因而他借顾恺之论画强调文章要有风神与魅力,必须要“画龙点睛”,一语立骨,进而卒章显意。

第五喻:

抑又有甚者,昔三老董公说高帝日:“仁不以勇,义不以力。”惟文亦然。由前之说,亦未离乎勇力。邦域之中也,盍见董公而问之?问而得之,则送君者,皆自崖而返矣。

“仁不以勇,义不以力。”语出《汉书·高帝纪上》,意为自己有仁,天下归之,可不用勇天下自服;自己有义,天下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说明平定天下,外在的“勇力”不及内在的“仁义”。杨万里借此表明作文关乎作者内在的道德品格和艺术修养。外在的“法式”固然要遵照,但要创作出成功之作,写作者必须要有充盈的内在体悟能力和艺术表现能力,它是作者的生活素养、学识修养、人格品味、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等多方面的综合表现,因此作文的水准有赖于作者内在的艺术修养和自我道德的完善。

杨万里在本文中虽然主张作文讲究文法,要重视谋篇修辞,律度格式。但他特别强调不能拘泥于前人的法度藩篱而锢步不前,要善于变化:“顾足下方业科目,夫业科目者,固将有以合乎今之律度也。合乎今未必不违乎古,合乎古未必售于今。使足下合乎古而不售于今,足下何获焉?”杨万里认为“古”是一种“法”,“今”又是一种“法”,而泥守于古今之法都与创作无益。这正如黄庭坚认为王观复之所以未能创作出金声玉振之作,原因在于“左准绳,右规矩尔”。作文若拘泥于规矩而不敢越雷池一步,自然会使其思惟束缚难伸,思路则无法自由展开、纵横驰骋,其作品虽然中规中矩,但局促不舒、缺乏创意在所难免。所以,杨万里主张由法入再由法出,强调从有意于“法式”进而达到无“法式”的境界,即有法却不为法所拘囿,最后到达篇不谋而合,辞不修而工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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